冰 清 玉 洁

——忆优秀的共产党员戚铮音

秦 秋 谷

心中的丰碑

我认识戚铮音同志比较早，那是抗战前1935年夏秋间，上海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刻。那年我中学毕业，当小学校长的父亲没钱供我升学，叫我到他创办的新旦小学当教师。我想拉我的同学魏羽也到新小学来教书，但魏羽比我小两岁，个子又小，我父亲不同意。她就介绍一位资格老，年龄比我大7岁的戚铮音大姐来，我见她端庄的面容，瘦长的个子，目光炯炯有神，说话出口成章，使我十分钦佩。我父亲对她的印象也不错，便聘请她为高年级的级任老师。可是，到了9月1日开学前夕，她带来一位朋友，名叫华萼。她对我父亲说，她已另有高就（其实是另有任务），待遇比这里好，所以介绍华萼来代替。华萼比我略大些，看上去很是干练，落落大方，笑容可掬，由于开学在即，我父亲就答应了。

开学以后，华萼经常带来进步书刊给我看，有《妇女生活》、《大众生活》、《光明》等，我很喜欢这些书刊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；华萼还随时对时局大发议论，抨击国民党“攘外必先安内”反对抗日的政策，我本有爱国主义思想，对现状不满，对她的言论很容易接受。她有许多青年朋友，有男有女，其中主要有戚铮音，而她总是来去匆匆，很忙碌的样子，好像有什么秘密活动，他（她）们并不避讳我，随我去猜测，戚大姐似乎是他们中心人物，使我更加钦敬她。渐渐地潜移默化，我自而然地对她们的言谈感兴趣，甚至跃跃欲试，参与其中。我的同学魏羽也常来，不过她在我心目中不占位置，所以，她介绍戚大姐，继而戚又带华萼来影响我，终于把我拉到革命队伍中来。这年12月，北京大学生掀起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，上海各救国联合会成立，我由戚铮音介绍，参加了成立大会，会后游行示威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抗日示威大游行。这次大游行，冲破了帝国主义从1925年五卅惨案后不准到南京路上游行集会的禁令。在游行队伍里，戚铮音显得十分活跃，她手持抗日标语的旗帜，不断地领头喊口号，到制高点即兴演讲，号召群众起来抗日，争取民主、自由，不怕租界巡捕的皮鞭和棍子殴打，机智勇敢地向群众分发传单，同大家一起高唱抗日救亡歌曲，使我深深地受到感染和教育。散会回家后，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平静，感到群众的力量无比伟大。

这以后，我和华萼常常把妇救会的抗日宣传材料，在深夜里刻钢板和油印，秘密送到戚大姐指定的地点去，参加这样的革命活动，我心里非常开心和充实。有一次晚上送传单去，我问华萼：“你是共产党员吧？”她谈笑自若地说：“我哪里够共产党员的条件呢？还差得远啦！”我心里想，她这么进步，还不是共产党员，那么戚铮音大姐可能是的。戚铮音大姐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老师。

是年冬，放寒假以后，新学期尚未开学，华萼匆匆跑来告诉我，特务在跟踪戚大姐和她的行动，她们不宜在上海久留，向我父亲辞了职。我参加妇救会后，与她们已是同一战线的战友，就把华萼介绍给我就读宁波甬江女中时的美术教师尤韻泉（刘葦）并由她介绍华萼到宁波江东小学当老师，戚铮音也回到余姚老家暂时隐蔽。出于对抗日进步青年的同情，尤韻泉对他们非常关爱，成了她们的师长和朋友。可是好景不长，1936年3月，我接到尤老师的来信说，戚铮音和华萼都被捕了。我估计一定是国民党特务追踪他们到了宁波，她们仍旧逃不出特务的魔掌。

战友的被捕，引起我极大的愤慨，难道抗日有罪吗？使我更加积极地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。从妇救会进一步参加上海国难教育社沪东区社。参加更多次全市性大游行，有1936年纪念“九一八”大游行，1936年10月22日鲁迅出殡大游行，1937年“三八”节大游行……。我秘密参加沪东区社组织的读书小组，阅读《大众哲学》、《新哲学大纲》、《在德国女牢中》、《西行漫记》等革命书籍，个别同志甚至偷偷地给我看《共产党宣言》。1936年底，沪东区社介绍我到上海女青年会第三夜校（在提篮桥）当老师。在夜校里，我接触刘宁一夫人李淑英大姐等地下共产党员，她们表面上是夜校学生，实际上是中共地下党领导夜校的核心人物。同时，女青年会分布在上海各区的6所女工夜校，又是发动上海女工投身抗日运动的巾帼摇篮。

在我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中，我时时难忘戚铮音大姐，不知道她在狱中怎么样了？她印在我心里是一个高大的共产主义者形像，是我心中的丰碑。

不平凡的经历

1937年“八一三”日寇侵犯上海，全面抗战爆发。我和一部分女青年会女工夜校学生，参加了进步女作家胡兰畦领导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，奔赴淞沪抗日前线，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，帮助国民党部队抗日。一年多之后，我在服务团地下共产党支部里秘密入党。这期间，我同时成为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，写了一些战地通讯，发表在大后方的报纸上。戚铮音看到我的文章后，打听到我的通讯处，给我来了信，使我喜出望外。得知了我所记挂的戚大姐的下落了，才知道她担任了浙江第二保育院院长，负起抢救、保育浙江前线受难儿童的双重任务。我还因为“八一三”后新旦小学毁于炮火之中,我父亲失业，母亲带着两个小弟弟逃难在宁波乡下，我想把两个弟弟送到保育院去读书，写信征求戚大姐的意见。她不仅欣然接受，还建议我的母亲殷惠诚到保育院幼儿班当保育员。这既是工作的需要，又可免除我在抗日前线的后顾之忧，她想得十分周到。

1939年12月，我特地请假回家，到宁波接我的母、弟送到位于浙南云和河上村的保育院去，与分别4年多的戚大姐重逢。岁月的流逝，狱中的磨炼，工作的艰辛，她消瘦了不少，眼角有了鱼尾纹，当年她30岁。但她显得更精神，工作能力更强，有政治家的风度。出于相互间的信任，她同我无话不谈，滔滔不绝地向我倾诉她不平凡的经历。

原来，她于1933年夏在上海同济大学附中读书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先后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交通、秘书、秘书长（原上海市委书记陈国栋当时任团省委书记）。1934年12月，与华萼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，因证据不足，由组织营救出狱。出狱后，她仍坚持不懈地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，加紧对她和华萼的跟踪和监视，当她们到宁波和余姚隐蔽后，仍不放过她们，于是，有了1936年3月第二次被捕。被关在国民党中央管辖的南京反省院，以“违反社会治安罪”（即抗日有罪）判戚铮音有期徒刑10年，华萼被判7年（华萼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）。

在反省院里，她结识了老共产党员夏之栩大姐（李克农夫人），在夏大姐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狱中斗争，她们罢饭绝食，要求延长放风时间，争取妇女特殊权利，来月经时不参加重劳动……等。因为她斗争坚决，经常被晒在烈日下罚站，罚做苦工，罚不断跑步……，就在这殊死斗争的时刻，1936年11月，她在狱中秘密党支部里入了党，这可说是火线入党，在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，经受生死考验，才得以入党的啊！
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国共谈判，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团结抗日主张，无条件释放政治犯……，取得了协议。是周恩来亲自到南京反省院迎接数百名难友出狱。他见到同志们的第一句话：“同志们，你们受苦了！”难友们流淌着热泪，“哗”地一声鼓起雷鸣的掌声。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同志们相互拥抱、欢呼、雀跃。

不久，夏之栩、戚铮音、华萼和广大同志一起，由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派人护送，辗转到了革命圣地延安，进了革命摇篮——陕北公学。她们在自由的天地里驰骋，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，参加自力更生、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；参加军训，过着军旅生活，他们的生活，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。他们最爱唱的歌是《延安颂》，每当傍晚，延河边歌声四起：“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，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……，啊，延安，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，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……”

战斗在浙江

1938年3月，戚铮音从陕北公学毕业。党组织派她到浙江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。在张爱萍领导下，来到浙江金华，后到浙南瓯江北岸乐清前线——浙江第三游击队政训室工作。这支部队是是黄绍竑主政浙江后，借助与中共合作抗日，作出愿意刷新政治的姿态，以扩大自己的实力，首先将自己的卫士大队扩编为浙江省抗日自卫总司令部，自兼总司令，后又扩编为浙江第三游击支队。与此同时，在共产党倡议下，全省各县成立了政治工作队，大量共产党员参加省和县的政工队并担任领导，这对推动全省抗战形势，发挥了重大作用。第三支队的政训室，性质与地方上的政工队一样，而且更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。政工队现政训室互相配合，共同抗战。政训室成员有延安来的，有中共浙江省临工委派来的，有各政工队和救亡团体调来的，大部分是地下党、团员，党的力量很强。政训室编辑出版的《战时生活》由王闻识主编，向全省发行。他们还自编士兵读物，提高士兵抗日斗志。他们运用八路军政治思想工作经验，每个连队有一个政治指导员，戚铮音虽然是女同志，照样当了连指导员。她教士兵学文化，教唱抗战歌曲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、《大刀进行曲》、《游击队员之歌》等；上政治课，讲抗战形势，讲战斗故事。把部队政治工作搞得红红火火，团结了广大官兵坚定抗战胜利信心。这部队在浙南前线曾击退来骚扰的日本鬼子，打了一次胜仗，大大鼓舞了士气，激励了斗志。

1939年春，地下党组织又派戚铮音到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（简称“保育会”）工作，任理事，代理秘书。这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，该会1938年6月成立，是一个公开合法的妇女工作机构，暗地里却受中共地下党的领导。理事长蔡凤珍是黄绍竑的夫人，她只是挂名的；副理事长是省财政厅长夫人黎沛华，当过宋庆龄的秘书，参加过进步组织——中国民权保障同盟，比较开明。保育会秘书是负责实际工作的关键性人物，保育会里有中共秘密党团支部，秘书往往是秘密党团支部书记，几任秘书任曼君、贵畹兰、戚铮音、林秋若都是地下党员。支部通过秘书做好上层妇女的工作，接受黎沛华的领导。支部又利用保育会这一公开合法机构，成为党的秘密联络站，与新四军也有密切的联系。中共东南局文委、中共浙江省委和中共金衢特委都很重视保育会的工作。保育会编辑出版的《浙江妇女》月刊，是中共东南局文委书记邵荃麟和文委委员葛琴亲自策划和领导的，三任主编陈怀白、林秋若和我都是中共党员。戚铮音到保育会当代理秘书，是因为原秘书贵畹兰有可能暴露身份，由她来继任的。戚铮音一上任就冒着生命危险，亲自多次到浙东诸暨、萧山、余杭一带战区，抢救、收容游离失所的受难儿童，送到位于丽水碧湖的第一保育院去。

日寇不断侵犯浙东，战区日益扩大，1938年9月创办的第一保育院已收容700多名难童，再也容纳不下不断前线抢救下来的难童，保育会决定办第二保育院（简称“二院”），接收400名难童。报请重庆保育总会批准，拨给经费，任命戚铮音为“二院”院长。

关 爱 难 童

“二院”于1939年9月筹建，戚铮音和27位教职员工艰辛创业，他们在浙南云和县河上村作院址，利用破庙、祠堂，又建造些简易院舍，置办课桌家具、被服……搭起了“二院”的框架。

10月开始收容从萧山、诸暨、余杭、义乌一带下来的难童。最大的14岁，最小的3岁。他们在战区过着流浪生活，大部分患有各种疾病：疟疾、疥疮、瘌痢、蛔虫是常见病，在初创时期，保育院成了儿童医院。戚铮音和老师成了医务人员，精心为孩子们洗瘌痢头、换药膏，为患疥疮的孩子用药水洗澡、抹药……，以一颗颗珍珠般的爱心护理病童。病愈后地按年龄、文化程度编班（中队）上课。他们既当老师，教孩子们学文化、长知识；又当母亲，关心他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，生活琐事，负起教育和保育双重任务。白天上课、讲故事、做游戏，晚上上查铺、盖被子，日日夜夜不大有休息，比一般小学老师辛苦得多。教师中有地下共产党员，大多数是抗日进步青年，政治觉悟比较高。共产党员戚铮音和老师们同甘共苦，样样带头干。有一次，她新自背着一病重的幼儿去金华救治，当她气喘吁吁赶到云和汽车站，汽车已经关上门，她竟抱着孩子从车窗口爬进去，这件事伟为院内外美谈。

1939年底我到创办仅3个月的“二院”时，院童们穿着整齐的院服，一个个面色红润，活泼可爱。当地老百姓对我说：“这些孩子刚来时蓬头垢面，衣衫褛褴，像一群小要饭；如今，比我们村里的小学生精神多了。”

这仅仅是外表，关键在于内在思想教育。保育院是抗战中新颖的特殊的学校要培养出什么样的儿童，有待于探索、创新。在戚铮音领导下，地下共产党员、教导主任蒋冰洲带着一批进步老师，自己编写一套适合抗战教育的新课本。教育院童提高爱国主义思想觉悟，教他们热爱祖国、热爱家乡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，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，播下革命种子。

老师们天在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，深知他们的兴趣爱好，因材施教，组织各种兴趣小组，像儿童剧团、歌咏队、写作、美术、科技小组、舞蹈队、球队……等等。每当傍晚，院童们一簇簇、一堆堆地在老师们指导下活动，丰富了课外生活。每逢过年过节，儿童剧团和歌咏队到城乡各处去宣传抗日演出，培养院童迅速成长起来。

他们创造了教育与劳动实践相结合的办法。老师不够，采用陶行知的“小先生”制，选高年级的学生教低年级的学生；炊事员不够，轮流抽调年龄较大的学生协助炊事班办好伙食；医护人员不够，又派年长的女孩子在医师指导下学护士，理发员、泥、木、竹、工，都采取同样的办法，同时，使他们学会一种劳动技能。运米、背柴、修路、造操场，也都是老师带领中、高年级学生来完成的。在学习和劳动中养成尊老爱幼的品德，造成爱学习爱劳动的风气，文化素质和品德素质齐头并进，所以生产劳动不仅不影响文化学习，反而加强了学习。不少院童在高小毕业后，以优异的成绩考取省联中和湘湖师范（学费和生活费仍由“二院”供给），得到这些学校的好评。

最艰苦的岁月是1942年5月，那时“二院”从云和迁到产粮区松阳已一年多，刚刚建立起美好的家园，日本鬼子又流窜丽水，松阳告急，不得不奉命撤退。

我在1941年夏从金华撤退后，早已转移到丽水。大约出了10期《浙江妇女》月刊，1942年4月日寇又进逼丽水，又被迫停刊转移，有的同志去了后方，保育会留下了个别同志去省政府跟随黎沛行动，我反正不能出月刊，决定去“二院”协助戚大姐工作，因为《浙江妇女》与保育院同是保育会所属的平行单位。我来到松阳，正好“二院”在讨论转移的事。我在战地工作过三年，戚大姐是老八路，还有不少“皖变”中突围出来新四军同志，都有行军经验。不过，要带400多小孩子行军却未曾经历过，其艰巨程度可想而知。我详尽讨论了撤退计划：院童们按原中队编制行动，各由几名教师和员工带队和尾随；幼稚园幼童由民工肩挑；队伍中间有救护队，最后有收容队。离开松阳平原，就踏上了崎岖山路，向龙泉方向行进。低年级院童还需老师和员工搀扶着走，跋山涉水，步履维艰。开始行军时，孩子们还唱着抗战进行曲踏着行军的步伐；但走着走着，队伍凌乱了，有的孩子走不动了，有的小脚板打起了血泡，队伍拉得很长，老师看了又着急又心疼。戚大姐走前走后，来回奔跑，深怕丢失了孩子，她比别人要多走一倍路程，我也陪着她前前后后检查零落的队伍。第一站的目的地是白岩，在白岩休整几天，一面派人回松阳去运粮食，这一带穷山沟，根本买不到粮食。前面的道路更艰险，山越走越高，路越走越窄，一边是深渊，一边是悬崖，海拔千米以上，戚大姐总是保护着孩子们走过悬崖峭壁后再追上前去。有一次，一个大的院童背着一个幼童，一不小心踏个空，他机智地把幼童推向山边，自己骨碌碌掉下深涧，幸好扶住一枝树杆，班主任共产党员艾重年见此情景，跟着跳下去把他救上来，好惊险的一幕！

这样走走停停，到了龙泉，又到庆元，再走到闽北松溪大埔村，行程200多华里。孩子们都已筋疲力尽，不少孩子生了病，闽北山区阴雨连绵，瘴气很重，有的幼童染上了痢疾，缺医少药，在邻省求救无门。台湾义勇队派来的医生早已回去了，病房里只有不是医生的张定堡老师和几个大女孩在照料病童，张也是“皖变”中受伤后逃出来的，撤退前由我介绍给戚大姐来帮助工作，她把自己的工资都给病孩们买鸡蛋等营养品了，但不能救治孩子们的病。戚铮音忧心忡忡，只好赶50多华里回到龙泉去找省政府，要求支援医生和药品，于是，省里派来一位陈石子医师（田舜，解放后任浙江省卫校校长），他医术不错，只是缺药，他采用中草药救治病孩，日以继夜地抢救病童的生命，但是，仍有些孩子抢救不及死亡 。这笔帐是要跟日本鬼子算的！陈石子在国民党政府当医生，戚铮音对他非常警惕，同时团结他抢救病童，自己也日日夜夜，一步不离开病童，那些日子真是度日如年。松溪不是久留之地，不久迁回庆元，在下际村临时住下，主要为了救治孩子，终于控制了病情蔓延。说起陈医师，他在“二院”师生中受到教育和影响，看了不少进步书籍，和老师们又很投机，思想渐渐倾向进步，他觉得在国民党政府里尔虞我诈，这里没有勾心斗角的纷争，在这里工作心情舒畅。本来他是借调到“二院”来的，日子一久，他竟舍不得离开了。他的妻子孙国英本是产科医生，也调来当了儿科医生。等到战事平静，“二院”迁回云和小顺。最后，他与郭静唐、艾重年带了孙国英和较大的院童蒋南屏、江素云等一起，跑到四明山余姚梁弄，找到新四军浙东纵队，参加了革命。先后去新四军的还有陈笑影、戚如琴等许多院童。

在戚铮音教育培养下，解放后，许许多多当年的院童成了党、政、军各单位的骨干，蒋南屏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，被评为战斗英雄，荣获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军功章。

掩 护 战 友

我怎么到浙江来的呢？那是1940年12月，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，我所在的战地服务团秘密党支部，奉上级党组织——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李克农的指示，从国民党部队撤退。我是被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去的，与我们联系的正是李克农夫人夏之栩大姐，我得到夏大姐同意，在经过浙江时去“二院”探望母亲和小弟弟，再到宁波去看望做的党的地下工作的在弟弟秦加林（宁波特委青年部长）。到皖南的同志都要经过金华，省保育会是党的秘密联络站，负责人就是保育会秘书兼《浙江妇女》主编林秋若，由她介绍我们到上饶办事处转送皖南泾县新四军驻地。抗战前她也是上海女青年会女工夜校教师，是我的老战友，我向她说明情况后，先去“二院”，再次见到了戚铮音大姐，当然，我们又有推心置腹的彻夜长谈。我因任务在身，只住了两天，就转道去宁波。想不到我与弟弟秦加林见面的第二天，就看到报载“皖南事变”的消息，使我非常震惊，立即回到金华见林秋若。她说：“现在形势严峻，你反正去不成皖南了，留下来帮我编《浙江妇女》吧，我实在忙不过来，已经脱期两个月；关于你的组织关系，以后设法解决。”就这样，我和林秋若一起抓紧编她1940年的11、12期合刊。谁知不到一个月，1941年1月25日（农历除夕）那天，林秋若竟遭国民党宪兵逮捕。她到寝室里解手时，轻声关照我和另一位地下党员王民华：“我没有什么证据落在敌人手里，你们可找黎沛华保我出来，《浙江妇女》是党的文化阵地，一定要坚持办下去！”她坚强有力的声音，句句打动我的心，当作党的指示，把《浙妇》这副担子挑起来。后来，我和王民华等同志得知林秋若被关在上饶集中营，为了掩护林秋若，特地把各自的工资省下来，凑足林秋若的月工资，以保育会的名义写信给林说是黄绍竑夫人蔡凤珍很关心她，按月将她的工资和《浙妇》月刊寄给她，并正在设法保释她。以后戚铮音和我又多次请黎沛华向黄绍竑要求营救林秋若出狱。我还听说黎沛华曾向宋庆龄要求过保释林秋若。于是，1942年10月，黄绍竑赴重庆开会，经过上饶集中营新驻地福建建阳，通过顾祝同，林秋若终于无条件保释出来。据说黄绍竑同时要保释的还有同乡王闻识，可惜王闻识已病死狱中。

但是，“皖南事变”和林秋若的被捕，支部与上级党失去了联系，我们像一叶孤舟，在茫茫大海中撑持着。《浙妇》按照原先党指示的办刊精神断续出版。

由于“皖南事变”后的政治逆流，各地党组织更加隐蔽，中共浙江省委和金衢特委机关都转移了，保育会和二院与上级党也失去了联系，各自独立战斗。戚铮音在没有组织联系，没有党的指示的情况下，主动掩护过的共产党员不下20多人。

最早来“二院”隐蔽的是1940年夏天江西省地下党员李白文，戚请他担任教导主任兼高年级语文教师。当时云和县国民党顽固派对“二院”政治上和物质上进行种种刁难和打击，派特务来听课，清粮封仓，不卖粮食给“二院”。1941年初春，江西省国民党宪警追踪到“二院”，李白文被捕。这件事激起全院师生极大的愤慨，提高了大家的政治觉悟和警惕心。 “二院”得到保育会的同意，不久从云和迁到松阳赤岸，松阳是产粮地区，县长又比较开明，这时“二院”的政治和生活环境都比云和好，更有利于掩护同志。特别是“皖南事变”后，“二院”成为各地转移来的、“皖南事变”中突围出来的、上饶集中营越狱逃出来的战友们的政治避难所，被同志们誉为国民党统治区的“红色小岛”。

保育会自林秋若被捕后，地下党员李清华、王民华先后到“二院”隐蔽，李不久转移到别处，王留下来担任会计，协助戚铮音做好团结党内外的工作。

1941年1月，中共宁波中心区委书记俞子澄（解放后任浙江余姚县县长），“皖南事变”后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和跟踪，有被捕的危险，时任宁绍特委青年部长的秦加林，要我设法介绍他到内地隐蔽。我就介绍他去“二院”找戚大姐，戚请他担任“二院”总务主任为掩护，他协助戚铮音搞好行政工作和院童的生活，任务艰巨繁重，他任劳任怨，埋头苦干，为“二院”作出贡献。

1941年夏天，在“皖变”中受伤的邓旭初，被因禁在国民党的战俘伤兵医院里，半年多伤愈后，他逃了出来，历尽艰险到了金华，通过台湾义勇队的关系找到了我。于是，我也把他介绍给戚大姐予以保护，戚安排他先当庶务作掩护，后担任高年级班主任，孩子们很爱听他讲革命故事，欣喜地说：我们又有了一们像李白文那样的好老师了。因他归队心切，三个多月后，化装成商人，辗转回到苏北新四军军部（解放后，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）。

从上饶集中营逃跑出来的同志到“二院”避难的那就更多了。1942年初，戚铮音在浙江第三支队司令部老战友童坤（解放战争中牺牲），带来了从上铙集中营剧团外出演戏时一起逃出来的难友袁洪（方徨，解放后珠江电影制片厂导演）、黎纪湘（杨立平，解放后任上海外贸学院副院长）、艾重年（王敢泊，解放生是上海工人文化宫负责人）、陈骊（肖车，解放生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长）4人来到二院，戚铮音热情接待了他们，正好中、高年级缺教师，就请黎纪湘和艾重年任班主任，袁洪当儿童剧团指导，陈骊以采购员名义隐居在龙游的童坤家里。袁洪在不到二个月时间里，培养了一批小演员，演出著名儿童剧《青》。不久，袁洪与陈骊先行归队赴苏北新四军。黎纪湘和艾重年工作时间稍长，对院童倍加爱护，尤其关心他们从政治上成长。教唱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，将苏联小说《母亲》、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和鲁迅的小说，作为孩子们的课外读物。他们又不怕艰辛带领小朋友逃难，翻山越岭撤退到龙泉、庆元一带山区，直到1943年初迁回云和小顺镇安定下来后才离开，重上征途。

在童坤他们来“二院”一个多月之后，又有毛维青、孙子遂、左丁、苏平4人找来，还引起小朋友一场误会。他们在“二院”遇见一群小朋友，正在引吭高唱《大刀进行曲》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！……”他们一听，这一定是保育院的小朋友，连忙走上前去问：“你们是保育院的吗？你们的戚院长在哪里？带我们去见她好吗？”小朋友们见他们穿着不三不四的军装，立刻警惕起来，相互使使眼色，怕他们是坏人来抓院长的，于是，一个小朋友拔脚就跑，飞也似的去向院长报告，几个小朋友则纠缠着他们4人，查问他们的来历。戚铮音和王民华闻讯跑步出来迎接他们，原来童坤他们早就好说起过，他们一起逃出来的还有4人失散了，其中孙子遂认识戚铮音，可能会来找她，希望得到她的帮助。但是，院里一下子增加这么多陌生人，目标太大，容易暴露，经戚、王、黎、艾等商量后，决定先给他们两男两女换了便装，大家凑足200元钱作路费，次日一早送他们上路，经上海回到新四军去。

最可贵的是掩护冯雪峰，是我新眼目睹的故事。那是1942年12月，“二院”逃难到福建松溪县大埔后，又折回庆元下际村临时住下。有一天，戚铮音的同乡，原余姚政工队队长、省政府参议员郭静唐，带来一位面容憔悴的中年人，他们从龙泉乘公共汽车，在大山里蜿蜒盘旋大半天，又走了不少曲折的山路，来到这个无人问津的山岙里的小村子，找到戚铮音。他们为什么到这个偏僻的小山村来？当时，郭静唐只向戚介绍一下：“这是老冯，他身体不好，先让他休息，详情晚上再谈。”到夜深入静时，郭静唐才告诉戚铮音：老冯就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、中央苏维埃政府候补委员、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；在上海白区担任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、鲁迅的亲密战友冯雪峰同志。戚铮音听了介绍，不免惊讶万分，顿时对冯肃然起敬。郭接着说下去：“冯偶然回家乡义乌，涉嫌被捕，化名冯福春，被关在上饶集中营，没有暴露身份，是我的难友。”郭静唐因为当过余姚县政工队长，在“皖变”后被捕，又因为他是当时省政府的参议员，被保了出来。他虽然获得了自由，但心里记挂着老冯身患重病——回归热，危在旦夕，一定要设法营救他，于是以自己是参议员的身份，用保外就医的名义，把冯保了出来。出来后把他送到哪里比较安全？放在龙泉或庆元省政府机关，人多口杂，当然很不安全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则非同小可。他想到了戚铮音的“二院”是最可靠的去处，终于打听到这个小山村，寻踪而来。戚铮音觉得这样一位共产党的要员来这里隐蔽，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喜，但要对他的安全和健康负责又感到责任之重大，应该好好保护他才是。

不久，到了1943年初，时局已趋平稳，“二院”迁回云和小顺镇，安顿下来，冯雪峰也随院来到小顺。为了更好地掩护他和得到照顾，戚铮音把冯的妻子何爱玉和三个儿女从义乌接来，安排何在院童休养室工作，冯和妻子就住在休养室旁边一间民房里，三个儿女都进院读书。从院部到休养室有一里多路，要过一条小溪，休养室就在溪边，溪水淙淙，大树蔽天，环境优美，确实非常隐蔽。

这时，我在小顺镇上租一间房子作为《浙江妇女》编辑部，忙于筹备复刊工作，可是，限于战后的人力、物力都没法解决，只我一光杆司令，就与丽水碧湖出版的《浙江日报》社联系，每周末在《浙江日报》上用整版篇幅，出版《浙江妇女》周刊。这个时期，我经常去看望冯雪峰同志，向他请教办好周刊方针，请他为周刊写稿，他先后化名为《浙妇》周刊写过《妇女觉醒之今昔》、《论妇女的虚荣心》、《论乡下女人的哭泣》、《并非妇女的特性》等妇女论坛性文章，对《浙妇》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，在失去地下党领导的情况下，冯雪峰的指导，保证了办刊的正确方向。

1943年5月，有个好心人秘密通知戚大姐，国民党省党部的黑名单上有她的名字。CC特务对戚铮音早已怀疑了，由于她是黄绍竑夫人蔡凤珍手下的人，不敢贸然下手。戚得知这一情况后，马上找冯雪峰商量，得赶快离开这里，她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，更多的是考虑到冯雪峰的安全。于是，戚铮音向代理事长黎沛华要求去重庆保育总会述职（汇报工作）。她带上冯雪峰（对外人说是院里的老师），搭乘供销社的一辆便车直驰桂林转重庆。冯雪峰也得以回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归了队。

不到半年，我也遭到同样的命运，曾在“二院”和《浙妇》工作的张静谷（中共党员），在云和被国民党省党部找去谈话，要她交代与我在《浙妇》进行共产党地下活动，说明我也上了省党部的黑名单。张静谷的爱人、木刻家杨可扬特地赶到30里外的小顺来告诉我，叫我赶快离开。我急忙向黎沛华请了假，说要送母亲和二个小弟回上海，匆匆于1943年11月3日逃离浙江。到上海找到了新四军地下交通站，很快回到了安徽天长县黄花塘——新四军军部新驻地，回到了革命队伍。

我在浙江两年多的时间里，同样得到戚大姐的掩护和帮助。

会 师 上 海

1949年5月25日，我随解放大军南下，我是最早进入上海的第三野战军三个战地记者之一，到上海后任新华社华东总会社兼《解放日报》记者。当时上海新闻界以陈虞荪（上海地下党文委书记）为首的一批地下党员，正集中在老《申报》办《上海人民报》，我与陈虞荪抗战时期在浙江丽水相识，他是浙江地下党新闻界的老大哥。他一看到我就热烈地紧握着我的手说：“我们会师了！”

接着范长江、恽逸群带着南下新闻大队，接管《申报》，出版《解放日报》。我采写了上海教育界解放前护校斗争的报道，再度重逢戚铮音大姐。解放之前她是党的外围组织上海教育委员会负责人之一（由方明领导）。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们会师了！我们会师了！”我们真是欣喜万分。可不是吗？上海地下党的同志和南征北战的同志在上海大会师了，是经过多少艰难曲折的历程啊！从时间上说，我与戚大姐从1943年5月分别到1949年5月重逢，经历了抗战后期的3年和解放战争3年，分别整整6年。

她简单地告诉我，1943年到重庆向保育总会汇报工作后就辞了职。先后在重庆妇女辅导院任总务股长，重庆女青年会民教干事，曹孟君的《现代妇女》月刊编委。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，一直在中学里当老师，在储能中学工作时，重新参加了地下党。在南洋女中工作时间较长，为了掩护该校地下党组织，党派她担任训育主任的角色，并且取得了吴若安校长的信任。吴校长是上海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，地下党发起组织校长互助会，戚铮音请她任主席，又组织中学学教职员工消费合作社，也请吴任事理长。看上去都是一般性组织，却对团结领导教育界上层人士起了很大作用。1948年底，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成立，戚铮音参加领导解放前夕各学校的护校斗争，迎接解放。

坎坷的道路  无私的奉献

解放后，我们都忙于各自的工作，1954年我调到《浙江日报》工作，与戚大姐接触就很少了，偶而也通通信。解放初期，她在上海市教育界联合会，上海市教育工会工作。后来到上海市委党校学习，毕业后留校工作，任教育科科长、老干部文化班党支部书记、校党委委员。她耿直的性格，看到党内某些歪风邪气，爱提意见，到了50年代后期，屡次被批判为老右倾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1959年下放到南江县中学工作，没有宣布职务，而且一度被停止过组织生活。可是她认为有没有职务无关紧要，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做她力所能及的工作。在南汇县20多年，她在好几个中学工作过，有时当教师，有时做职员，她都勤勤恳恳地工作，给人留下一个不图名利，不计得失的共产党员形象。最后才被任命为南汇县教师进修学院院长、党支部书记。但到了文革期间，由于她曾两次被捕，被“四人帮”走卒打成叛徒，大字报贴到上海市街头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幸亏一位在中央工作的老战友把她接到北京保护起来，才未遭更大的劫难。

文革后期回到南汇后，1975年又被迫退休。但她退而不休，担任大团中学校处辅导员，帮助过街道里弄工作，到县体委整理文书档案，在县政协作专题调查研究，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，到处都能听到群众对她的一片赞扬声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落实政策，根据有关文件精神，经上海市委组织部审批，戚铮音的党龄从1936年1月1日起算起，为红军时期离休干部，享受上海市局级干部待遇。她以更加积极地工作来回报党寻她的关怀。她经常到机关、企业、学校、乡镇做报告或上党课，到处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这时候，她已年近80，年老体弱，患有多种疾病，但只要有单位请她去做报告，她毫不推辞，即使生病也要前往。我有机会去上海时，总要到南汇去看望她，见到她不辞辛苦地一次次到外面去做报告，精疲力竭地回来躺在床上，我曾劝她注意保重身体，她总是说没事。她一空下来不断笔耕，写了十多万字革命回忆录，我去时总要同我商量写作题材，要我帮助修改。1986年4月，她被上海市老干部工作委员会、市委组织部、市委老干部局命名为先进离休干部。同年7月，被南汇县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。

戚铮音大姐一生没有结婚，晚年认养亲侄女戚瑶芝为女儿，平时她生活艰苦朴素，节衣缩食，严格教育女儿。但她对党和国家、对人民却非常慷慨，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她一次就上交党费3000元，1986年南汇农村遭到龙卷风袭击，她又拿出1000元捐献给灾区人民。每逢过年和儿童节，总要给幼儿园、托儿所送去玩具。

一生坎坷的经历，无私的奉献，她积劳成疾，她本来患过肺结核，50年代曾切除过一叶左肺，1986年起胸部隐隐作痛，她也没有在乎。到1988年夏天，她被送到上海新华医院干部病房住院，检查结果，右叶肺癌晚期，而且已经扩散，医生没有告知本人。我得到这个坏消息后，从杭州赶到上海，约了当年在“二院”工作过的邓旭初、王民华、张定堡等老战友一起去新华医院探望她。她原来瘦削的身体更瘦了，双眼深深地凹了进去，不过医生瞒着她的病情，她仍然很乐观，认为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回南汇去的，叫我们不要为她耽心。我忍住眼泪，对她强颜欢笑，安慰她好好养病，违心地骗着病人，我心里多么悲痛，噙着泪水不敢往外流。离别的时候，我明知这意味着永别，却要对她说：“下次我再来看你”。

怎样还有下次呢?下次却是在钱塘江畔,迎来戚铮音女儿戚瑶芝亲手捧着母亲的骨灰盒。她于1988年9月18日去世，终年79岁。组织上按照她生前遗愿，将她的一半骨灰撒在她热爱的家乡——浙江的钱塘江里。在杭的部分原“二院”师生参加这个悼念仪式，有我和李修业、钱崇芳、沈逸姑、郦卡儿、赵荷芝等。南汇县委组织部、老干部局领导同志，在钱塘江的一条轮船上主持了悼念和洒骨灰仪式，我代表在“二院”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，钱崇芳代表当年的小朋友讲话，缅怀戚铮音院长的光辉事迹，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我们无限悲怆地每人掬着一把戚大姐的骨灰，连同一束束鲜花，洒在汹涌澎湃的钱塘江上，向她告别。

瑶芝告诉我：妈妈一生两袖清风，没有留给我什么财产，却留给我共产党员的气质和无私的奉献精神。她死后也要为国家作最后的奉献，她临终对瑶芝口头立下遗嘱，将她多年积蓄的10000元存款捐献给南汇县教育基金会作为对品学兼优的学生奖学金。当年的10000元是一笑不小的数目，这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崇高境界。由于是口头遗嘱，没有录音，不是书面遗嘱，更无本人签字，不能算数。戚瑶芝为了实现母亲的遗嘱，花了200元钱作了遗产公证，然后写成书面报告，将这笔钱交给南汇县教育基金会。

戚铮音一生革命，冰清玉洁，无愧于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。她的革命风范和无私奉献精神，她的女儿戚瑶芝已经继承了下来。

（作者系《浙江日报》原编委委员、编办第一主任。已离休）